这个联想让我浑身一震，当晚就在宿舍写下 “五星红旗啊 \/ 一面烈士鲜血染红的墙壁”。

诗中 “挺起百年弯曲的脊梁” 的意象，源自参观博物馆的经历。在一组清末百姓的蜡像前，我看见那些佝偻的脊背、低垂的头颅，与展厅外飘扬的国旗形成刺眼对比。

于是写下 “昂起百年低下的头颅” 时，笔尖几乎划破稿纸 —— 这不仅是写国旗升起的物理动作，更是写一个民族在历史阵痛后的精神挺立。

“那猎猎之声” 四段排比的创作过程，像在黑暗中拼一幅破碎的拼图。我收集了老唱片里的冲锋号录音，借阅了《地雷战》的电影脚本，甚至在暴雨夜跑到矿区废弃的防空洞，听雨点敲打铁皮的声响。

当把 “敌后就义的高呼”“冲锋号的振奋” 这些声音碎片组合起来时，突然明白：诗歌要还原历史，不能只靠视觉描写，更要让读者 “听见” 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呐喊。

而 “灼灼之光” 部分对烈士日记、血衣的描写，则来自一次偶然发现。在单位仓库整理旧物时，我翻到一个牛皮纸包，里面是抗美援朝烈士的遗物：一本烧焦边角的日记，袖口磨破的军装。

日记里 “今天又打退了三次进攻，想家” 的字迹，让我突然懂得 “肩挑的重量” 不仅是武器弹药，更是一个民族对和平的渴望。这些细节后来都化作诗里的意象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脐带。

写作最初的十年，我始终在双重身份间挣扎。白天是矿上的调度员，手里攥着派车单；晚上是趴在缝纫机上写诗的业余作者。

有次为了赶一个诗会投稿，我在夜班后熬夜修改《拉煤的司机》，结果在交接班时把煤仓编号写错，被班长罚抄操作规程一百遍。

但当我在抄到第八十三遍时，突然想到：“操作规程是工业的诗，我的诗也该是劳动者的操作规程。” 这种认知让我后来的写作更接地气，比如在《煤场晨雾》里写 “雾是煤块呼出的气 \/ 把矿工的安全帽染成云朵”，灵感就来自清晨扫煤场时，扫帚划过结霜煤堆的触感。

有次一个卡车司机来补胎，看我在本子上写字，说：“师傅还会写诗？能不能写写我们现在跑运输的难处？” 后来我写了《高速路上的月亮》，其中 “油箱里晃荡的月光 \/ 比运费更沉重” 一句，就来自他讲的 “跑夜路时，只有月亮陪着油箱” 的故事。

有人问我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写这些‘老掉牙’的赞美诗？” 我总是想起陈师傅退休前说的话：“卡车会换代，但路永远需要有人走；诗歌会变样，但总需要有人为劳动者点灯。”

当我在凌晨三点看见快递车的灯光划过街道，当我在建筑工地听见安全帽碰撞的声响，当我在升旗仪式上看见年轻人举起手机拍摄国旗，我就知道：只要还有人在为生活奔跑，还有人在为理想坚守，我的笔就不会停下。

那些写在记账本、修车工单、餐巾纸上的诗句，那些被煤尘染黄、被汗水浸透的稿纸。

其实都是我用文字铺就的路 —— 这条路从矿区延伸到远方，路上有拉煤司机的橡胶轮印，有国旗升起时的猎猎风声，更有一个写作者用半生时光证明的信念：真正的诗歌，永远生长在泥土与星辰之间，生长在劳动者跳动的心脏里。